「札记」文明之光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 亚当斯 有一句名言，很好地概括了在文明的不同发展时期人们关注的问题的区别：“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孩子才有可能学习数学和哲学 以及地理、自然历史等等，然后我的孙子才有机会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编织女红和瓷艺。” 人类也是如此，前几代的人要考虑生存和安全问题，这就是亚当斯所说的政治和战争的必要性；接下来要考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科学和工程；当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以后，人类就会追求艺术等更高精神层面的东西。
古希腊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具有了其他民族缺少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善于归纳和演绎，把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和科学。至于为什么古希腊人表现出相对思辨的特点，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与其海岛文化和注重商业有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条件好，使得很多人有闲情思考大自然的道理，并且享受纯粹思维的乐趣，还有人认为他们实际上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科学成就，而后者有相当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且距离建立各种科学体系仅一步之遥。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都是（抽象的）科学不仅在古希腊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很多科学体系的雏形也诞生于这个文明之中。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大多数结论都是定性而非定量的，而且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上的很多结论都是错的。他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他对于一些基本的物理概念，比如质量、速率（速度）、力、温度都缺乏认识，他定义了速率、温度等概念，但是却没有进行定量地测定，比如速度是每秒多少米，温度是多少度。因此，他的结论常常是：像这样“速度快”，或者“温度高”。他最著名的错误，就是认为重的物体落地速度要比轻的物体快，这后来被伽利略证明是错误的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总是可以看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难免会有错误，这并不可怕。一个经常犯错但允许别人修正自己错误的科学家，比一个经常正确但是不接受任何批评的人，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因此，在他生活的时代，科学在不断地发展。
在6000年以前，为了准确预测洪水的到来和退去，以确定播种和收获的时间，埃及人发明了天文学。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古埃及人是根据天狼星和太阳在一起的位置来判断一年中的时间和节气。在古埃及的历法中没有闰年，它的一个“季度”也非常长：长达365×4+1=1461天，因为每隔这么多天，太阳和天狼星一起升起。（因此，古埃及的日历周期很长。）事实证明，以天狼星和太阳同时出现做参照系比仅以太阳做参照系更准确些。古埃及人可以准确地判断洪水能到达的边界和时间。
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二个中心美索不达米亚兴起的时候，天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阴历，把按照月球环绕地球一周的时间定为一个月。由于地球环绕太阳一周（365天多一点）的时间超过12个月，不到13个月，因此，苏美尔人的太阴历和中国的农历一样，每三年加入一个闰月。当时，他们已经观测到了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的运动与其他恒星不同。这些天体的运动轨迹不是简单地围绕地球转，而是呈波浪性地运动。西方语言中，行星planet一词的意思就是漂移的星球。因此，苏美尔人对这五颗星格外关注，认为每颗星对应一个神仙，加上太阳神和月神，让这七个星辰的主神每个掌管一天，循环反复，就成了现在的“星期”。到了古巴比伦时期，天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巴比伦人发现五大行星在近日点运动比远日点快，并且计算出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能够预测日食和月蚀。
近代自然科学的很多体系都是在古希腊时代奠定的，希腊人在学术研究上有别于东方文明之处不在于一两项科学发明和发现，而在于他们将自然科学各学科分门别类，对每个学科都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演绎或归纳出普遍规律性，即定理或定律，继而成为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石和支柱。后人可以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推动科学的发展。无论是古希腊奠定的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还是后来笛卡尔发明的解析几何或者牛顿发明的微积分，无不遵循古希腊人建立科学学科分支的办法。反观东方的文明，在科学研究上有两大缺陷，首先是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常常会将问题和定理定律混为一谈，虽然他们的解答和证明过程可能类似。这样一来，后人就很难继承前人的工作，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得从头再来，导致几千年来在科学研究上原地踏步。
拿破仑非常重视并亲自参与了法典的制定。由他任命的起草委员会在完成了民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后，经过一系列的修改，最后提交参议院讨论。参议院共召开了102次讨论会，拿破仑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并参加了其中的97次会议，且逐条审议了法典。在讨论会议上他常常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发言，这让著名法学家马尔维尔（Jacques de Malleville，1741—1824） 、冈巴塞雷斯（Jean Jacques Régis de，1753—1824） 、普雷阿梅纳（Bigot de Préameneu，1747—1825） 等人惊讶不已。法典最后经立法院通过，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实施。当初这部法典之所以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哪里，就把这部法典带到哪里。虽然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胜利在1812年就终结了，但是整个19世纪，欧洲依然是在拿破仑· 波拿巴的影响下度过的，因为这部法典把资本主义制度从法国推向了全欧洲。在人们的印象中，拿破仑是以他的武功而名垂青史，但是他自己总结一生的成就，最为自豪的却是这部法典。1821年，拿破仑在圣· 赫勒拿（Saint Helena）岛病逝。临终前，他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一生40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
《拿破仑法典》奠定了今天大陆法系（欧洲大陆各国，以及世界上除英美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法律体系）的基础，而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法的精神和很多条款。《拿破仑法典》后来成为欧洲很多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立法的参照系。在德国，罗马法一直被沿用到19世纪末期，而在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也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而日本和中华民国的法典又直接参照了《德国民法典》。从这个角度上讲，罗马人通过法律第三次征服了世界。
中国人托上天赐予的优质瓷土和充足的燃料，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瓷器。作为瓷器的故乡，中国在六七百年里独占世界市场。自宋代以来，瓷器为中国历届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功不可没；同时，瓷器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文化。但是，中国瓷器业在最近的300年里衰退了，这里面原因有很多，有些看似非常偶然，比如17世纪中期，正值中国改朝换代和清初动荡，而恰巧日本人在这个时候制造出了瓷器，于是抢去了中国在世界的市场份额。但是客观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这又是历史的必然。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科技和工业水平就停滞不前了，而日本则结束了多年的战国时代，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同时开始重视贸易，并且对外扩张（虽然日本第一次入侵朝鲜以失败告终）。日本是个岛国，原材料相对贫乏，因此制作任何东西都必须精益求精，否则会被认为是浪费财物。日本的手工业者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产品上，师傅生怕徒弟的技艺超不过自己，那将是家族的耻辱，因此总是倾囊相授。（不像中国师傅传徒弟，都跟猫教老虎似的，一辈留一手。留到今天，很多手艺都失传了。）而徒弟也生怕师祖们创下的字号在自己手上搞砸了，也因此做事情尽心尽力。他们制作瓷器，即使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也要做得尽善尽美。日本的工匠认为赤绘瓷器洁白的底色比上面的色彩更加重要，虽然前者看不见。为了达到这种纯白色的效果，要控制好窑温和氧气量。在19世纪，这种表里如一的瓷器，每个瓷盘可以赚取五倍的利润，而大的瓷缸则可赚到八倍。日本人做东西，先是仿制，然后超越、创新，做瓷器也是一样。因为上述原因，日本的瓷器制造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超越了中国。所以说，即使没有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日本也早晚会获得瓷器制造技术，而中国几百年都没有进步，是无法阻止其他国家超越自己的。
欧洲人在瓷器制造上超越亚洲人，则是整体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的成果。欧洲人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擅长定量分析和比较实验，因此完全弄清楚了瓷器的成份和烧制的原理。在研制过程中，他们保留了全部的原始数据和实验报告，这样，每取得一点进步，后人都可以直接受益。德国的伯特格尔把上万次实验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了，这种做事情的方式被英国的韦奇伍德继承了，他研制出碧玉细炻器，做了5000多次实验，都有记录。这种科学研究的方法是欧洲人取得长足进步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工匠更多的是具有对制瓷工艺的感性认识，他们靠“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将经验代代相传，而徒弟是否能超越师傅，则完全靠悟性。中间即使有一些发明和改进，却因为没有详细的过程记载，或许是出于保密故意不记载，很多发明和改进都无法传世，比如宋代五大名窑的制作工艺大多失传了。这样，后世常常不得不重复前人的失败，使得瓷器制造技术进步缓慢。这其实不是中国瓷器制造特有的问题，而是中国古代很多手工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瓷器，不仅仅是一种盛器，一种商品。它曾经在世界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依然如此。西方世界通过它了解到了东方的文明，并与东方展开了大规模贸易。瓷器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又刺激了西方化学和材料学的发展，因为过去瓷器利润丰厚，瓷器制造业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采用蒸汽机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这宣告了人类工业革命的开始。从促进文明发展的各个角度来讲，世界上都很难找到第二种商品能和瓷器相比。
和当年伊莎贝拉女王说服国王批准哥伦布的计划一样，查理一世也批准了麦哲伦的计划，并且给了他和他的合伙人们非常“慷慨的”特权。其中包括： 1．垄断所发现的航线10年的使用权； 2．任命麦哲伦为他所发现的土地的总督，并可以从未来的收益中提成5%； 3．此次航海（贸易）五分之一的利润； 4．所发现海岛（除了前六个最大的）今后收益的十五分之一。 我之所以把这些条款都列出来，是因为这一类条款鼓励了欧洲人去冒险。 相对来讲，当时东方帝国的皇帝们给予功臣的常常不是一起分享的利益，而是杀戮。要了解近代西方人为什么能够在落后几百年的情况下崛起，并且超越了亚洲国家，这些契约是解开秘密的一把钥匙。
麦哲伦和埃尔卡诺的环球航行历时三年多，航行4万5千海里（大约8万多公里），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航行。它在地理学和航海史上产生了一场革命，不仅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还发现了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是海洋，不是陆地，这颠覆了托勒密早期对地球的描述。这次航行还表明世界各地的海洋是一个完整水域，通过航海可以到达任何一块陆地，从此开启了全球航海的时代。
哥伦布、达· 伽马和麦哲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他们和当时无数的冒险家一道，开启了大航海的时代。他们各自的航行在历史上的作用各不相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达· 伽马找到了往东绕过非洲到达亚洲的航线，麦哲伦（和埃尔卡诺）第一次完成了人类的环球航行，并且开启了往西经过美洲到达亚洲的航线。他们三个人在出发前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低估了他们即将进行的探险的难度：哥伦布把一万多海里的航行估计成两千多海里，达· 伽马也少算了百分之六十的航程，而麦哲伦则信息完全错误，误把河口当作了海峡，以至于航程比预想的至少多了一年时间。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壮起了胆子去做当时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从这方面来讲，他们都是幸运的。在这三人当中，关于哥伦布的论著最多，不过总的来讲学术论著多于文学传记。关于麦哲伦的论著则相反，或许因为他在航海的途中悲壮地死去，让他的探险经历更加富于震撼力。
大航海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地理的大发现，为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人口的大量繁育找到了殖民地。当然，全球贸易的开始和商业的繁荣，让欧洲国家彻底走出了中世纪，并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也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科学和技术上的准备。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科学家，包括笛卡尔、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都是在大航海时代的后期出现的。大航海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海权的重要性首次超过了陆权。大航海时代的代表，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或者地处欧洲西北角的荷兰和英国，都是不大的国家，也不曾像一个陆地帝国那样拥有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靠海上霸权以及并不相连的港口和殖民地主宰着世界。
这样办教育的好处，按照英国著名教育家，牛津运动的代表人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他的著名演讲“大学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讲的那样，可以学到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 Universal），而不仅仅是书本知识—— “先生们，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修足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与那种没有教授和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且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
在剑桥学习期间，牛顿针对所读的书做了详细的笔记，并且做了大量的实验来验证书中结论的正确性，这些实验的细节也记录在他的笔记中，后来有人将它整理成牛顿的早期文献《三一学院笔记》。我想大家一定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剑桥一定要求牛顿按照笛卡尔书上的讲法回答考试问题，那么他就很难超越笛卡尔了。写到这里，我常常为我们当下的文科教育感到可悲，因为在灵活性很强的文科考试中总是要求学生遵从教科书里面的一家之言。
说起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人们总要说这样一件事，就是牛顿看到成熟了的苹果从树上落下，得到了灵感，发现了这个定律。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牛顿本人，他多次讲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从苹果落地受到的启示。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传奇故事。牛顿的老朋友、《牛顿生平》（Memoirs of Sir Isaac Newton’s Life ）一书的作者威廉· 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1687—1765）讲，牛顿看到苹果落地是确有其事，但是并非像卡通片里描述的那样——苹果砸到了牛顿的头上。实际上，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并非这样灵机一动就想出来了。
牛顿在化学上的贡献，有点像达· 芬奇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他们都通过大量的实验注意到很多自然现象并总结出一些规律，但是由于认识的不足，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或往往给出一些错误的结论。由于认识的局限性，牛顿最终没有成为一位合格的化学家，他寻求的目标（炼金）在化学上是做不到的，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却是可取的。在科学研究上，正确的方法比正确的结论更重要，因为如果方法正确，即使一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走下去，最终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偶然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对科学的发展却没有什么积累。
这就是牛顿，他是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也是凡人。虽然在牛顿去世后，随着他的研究成果成为全世界大中学生必学的内容，他逐渐被后世塑造成一个神话。不过，他终究还是凡人，会走错路，也会犯错误，他同样也有凡人的贪欲和弱点。因此，我们对他不能太过苛求。
牛顿的贡献还在于发展并完善了自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始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章节介绍）。在科学方法上，牛顿强调一切从实验和现象出发，并且把实验和数学推理相结合作为治学之道，巧妙地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得到科学的结论。牛顿的时代，正是17世纪下半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实验科学和自然神论正在逐步取代神创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的思想，牛顿通过自己的研究过程，向后人展示了在自然科学中，只有对权威的结论进行理性的分析、怀疑和扬弃，才能发展科学的辩证方法。在牛顿之前，即使是科学家们在论战中也免不了教条主义，他们常常使用的依据是“亚里士多德说”或者是“这样符合上帝创造世界”，等等。
牛顿的科学发现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并且是建立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的。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机械的发展，冶金的发展，航海的需求，工程和测绘的发展，都是牛顿对力学、化学、天文学、几何学和潮汐现象研究的背景。牛顿没有涉足的一个物理学领域是热力学，这是因为当时蒸汽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物理学史上，热力学的主要发现正好出在蒸汽机时代。
牛顿一直非常谨慎地看待自己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在去世前不久说过：“我不知道我可以向世界奉献些什么，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似乎只是像一个在海岸上玩耍的孩子，以时常找到一个比通常更光滑的卵形石子或者更美丽的贝壳来自娱，而广大的真理海洋在我面前还仍然没有发现。” 牛顿说得没错，科学总是要发展的，他的发现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那么简单而自然，而他的理论覆盖不到的地方依然还有很多，后人仍不断有新的发现。牛顿奠定的经典力学理论到了20世纪，在高速运动的宏观和微观领域就变得不太准确了，经爱因斯坦等人的补充完善，形成了今天相对论下的力学体系。是否有了相对论就证明牛顿的力学不对了？针对这个观点，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卢瑟福有过一个非常恰当的评论—— “今天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科学是由推翻以前建立的理论才进步的，这是极少的情况。例如，时常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在引力上的工作。真理再前进一步会是谬误。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是难以比较的，因为他们处理的是不同的思想领域。就爱因斯坦的工作与牛顿的工作的关系而言，仅仅是它的基础的一种普遍的推广，事实上是数学和物理发展的一个典型情况，总之，一个伟大的原理不是可弃之物，而是加以修改，以便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和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今天，牛顿的理论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适用，如果谁不相信它，一定要违背其准则去设计一辆汽车，或制造一枚火箭，这辆汽车一定无法行驶，而火箭也无法上天。
在欧洲其他地区，从南部的意大利到北部的尼德兰，宗教的势力在衰落，城邦开始兴起，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班牙和葡萄牙反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虽然强大的王权短期内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进行探险，但骨子里非常保守。葡、西两国的探险活动和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必然的关系，大航海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用于发展工商业。王公贵族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害怕新兴的阶层（资本家和商人）起来挑战他们的地位，甚至有意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阶级与中国康乾时代的政府很相似，虽然看上去达到了一个盛世，但不过是在维护一个没落的旧制度而已，而那个盛世也就成了农耕时代最后的辉煌。这些统治者都不懂得近代国家的富强要靠新兴的工商业，任何国家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如果不愿意改变旧制度，则必然衰落甚至灭亡。
西班牙和葡萄牙国运不能持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利益分配不公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队是各自独立核算，如果哪个船队几条船回来一半，他们就有可观的利润可分，如果大部分商船沉没了或者被海盗抢了，那么投资人可能就会血本无归，这一个个船队没有能力在全球各地建商埠造码头。在这样的氛围里，很多生意都是一锤子买卖，比如这次在亚洲捞到一票，投资人可能就不再去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了，这样生意就缺乏长久性。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则不同，他们所追求的是长远的买卖，在公司成立的头十年里，东印度公司并没有派发股息，而是将全部的利润投入到扩大对外贸易和修建基础设施上，他们在世界各处修建码头、仓库、船坞，同时大量造船，扩大船队规模。在确立了全球贸易的主导地位后，公司在成立的十年后支付了第一次红利，然后每年都向国民和政府支付高额红利。在世界历史上，人们的所作所为不断地证明着一个真理：一个维护少数人富裕的国家，虽然可以强大一时，但是很难持久。
一个国家是不可能靠出现一两个明君就做到长期繁荣稳定，因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向来是昏君和暴君的数量比明君的数量要多，而将一个国家命运寄托在国君一人身上的结果，就是繁荣和衰退不断地交替。
亚当斯曾经说，“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能研究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们应当研究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学、航海、商业和农业，目的是让他们的孩子们能够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陶艺。” 这无疑是远见卓识，而杰弗逊则将它付诸于实践。
笛卡尔按照感知的方式，把人的认知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生来就有的观念，比如小孩子生下来就知道吃奶； · 第二类是从外界学来的观念，比如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 · 第三类是自己创造的观念。 第二类观念的获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学习过程，而第三类认知就属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范畴。笛卡尔著名的《方法论》（Discours deh méthode ）一书揭示的正是第三类认知的奥秘。在书中，笛卡尔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 1．不盲从，不接受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对一个命题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有无可疑之处，只有那些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的命题才是真理。这就是笛卡尔著名的“怀疑一切”的观点。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只要没有经过自己的研究，都可以怀疑。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速度快，但事实并非如此。 2．对于复杂的问题 3．解决这些小问题时，应该按照先易后难的次序，逐步解决。 4．解决每个小问题之后，再综合起来。看看是否彻底解决了原来的问题。 如今不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时，我们都会采用这四个步骤。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做一款产品，先要分解成模块，然后从易到难实现每一个模块，并对模块进行单元测试，之后将各个模块拼成产品，再对产品进行集成测试，确认是否实现了预想的功能。按照这个方法有条不紊地工作，再难的问题也能解决。
笛卡尔强调“批判的怀疑”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研究中可以大胆假设，其实他的“怀疑一切”的主张就是大胆的假设。但是，求证的过程却要非常小心，除了要有站得住脚的证据，求证过程中的任何一步推理，都必须遵循逻辑，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笛卡尔的哲学中的确夹杂着无数唯心主义的成分，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杀他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贡献。在笛卡尔之前的科学家并非不懂研究的方法，但是他们了解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自发形成的，而方法好坏就看自己的悟性了。笛卡尔总结了科学的方法，即科学的研究是通过正确的证据（和前提条件），进行正确的推理，得到正确的结论的过程。后来的科学家自觉遵循这个方法，大大地提高了科研的效率。这位被我们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在西方则被看成是开创科学时代的祖师爷之一。
虽然劳民伤财且失败不断，炼金术也并非完全徒劳无功。在中国，它催生了火药的发明；而在西方，通过炼金术，人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矿物质，积累了化学实验的经验和实验方法，并且发明了许多实验设备。阿肯色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 芬雷（Robert Hnlay）认为，发明瓷器的炼金术士伯特格尔的实验室可以算是历史上第一个研发机构。毫无疑问，炼金术为日后的化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旦养成不做记录的习惯，就很难改，这么做试验无法很好地积累经验，后人只好重复前人的错误。比如，我们今天无法知道中国的道士们都做了哪些炼丹努力，明清道士炼丹的水平恐怕并不比隋唐时期的道士高，因为没有实验的数据积累。
“人造的奇迹——瓷器”一章中提到过的欧洲人伯特格尔和韦奇伍德等人发明瓷器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有完整的数据记录，我们现在才能轻而易举地复制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件名瓷，但是中国的很多工艺却免不了“发明、失传、再发明、再失传”的轮回，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也无法完全仿制出宋代的汝瓷。
炼金术士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定量分析这种实验的结果，量杯、天平、比重计和各种简单的测量工具被用于他们的实验，有了这些定量的记录和分析，后人便可以重复前人的实验结果。这一点成为了后世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第一步都是要重复前人的实验结果，这是今天在西方科学杂志和高等级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的铁律。比如，一个人发明了一种更准确的指纹识别算法，如果他只是给出自己新算法的准确率，而没有对比前人发明的算法在同等条件下取得的结果，任何权威杂志都不会录用他的论文。
定量分析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科学上从尊重权威变成尊重事实。没有定量的衡量，很多论点和结论是不可比的，人们只好相信权威。在中世纪，人们喜欢说，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说的，或者托勒密是这么说的。到了近代，人们立论的证据已经不再是经卷上的教条，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或做实验的结果，因为定量的结果很容易比出好坏对错。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拉瓦锡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统一了法国的度量衡，并且最终形成了当今现行的公制。1790年，法兰西科学院组织委员会负责制定新的度量衡系统，委员会成员有拉瓦锡、孔多塞（Marie l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拉格朗日和蒙日（Gaspard Monge，1746—1818）等学者。1791年拉瓦锡起草了报告，主张采取地球极点到赤道的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1米，建立长度的度量体系。接着，法兰西科学院指定拉瓦锡负责质量标准的制定。经过测定，拉瓦锡提出质量标准采用千克，水在密度最大时（4摄氏度），一立方分米的质量为一千克。今天全世界都采用法国人发明的公制，而它的奠定者就是拉瓦锡等科学家。
1793年之后，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握了政权，拉瓦锡的厄运也就开始了。而对他的迫害恰恰来自被誉为“革命的骁将”的马拉。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我最佩服的革命家，不过在对待拉瓦锡的态度上他让我很失望。马拉也想获得科学家的荣誉而名垂青史，他写了一本《火焰论》，这本书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大杂烩，里面除了抄袭就是错误，马拉把自己的大作提交到了法兰西科学院。身为院长的拉瓦锡当然不会理会这种毫无科学价值的著作。这样就和当时炙手可热的马拉结下了私怨。马拉反而污蔑拉瓦锡是伪科学家，并且要消灭这个被他称为“人民公敌”的伪学者。很快，法国陷入了激进派的红色专政，以代表下层市民利益自居的雅各宾派认为科学家是人民的公敌，科学团体是反动集团。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很多科学家本身是贵族和富人，否则没有财力进行科学研究。即使在这种红色恐怖下，拉瓦锡仍然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并为两个学会筹款，同时捐出私人财产作为学会的研究资金。风声鹤唳中，他以自己的声望保护着大批学者。 然而，学者中历来不乏政治上的投机者。化学家佛克罗伊曾经受到过拉瓦锡各方面的帮助，现在却迎合激进的领导人，开始策划解散法兰西科学院。于是，在革命的暴力之下，1793年4月，从路易十四开始建立，有着一百多年历史并且曾经拥有过笛卡尔等著名科学家的法兰西科学院被解散了，直到1795年才又得到重建。 在雅各宾派的高压下，拉瓦锡展示了一个贵族和学者的骨气，他通过教育委员会向国民发出呼吁。他说，现在很多科学家的研究室被关闭，生活没有保障，学术处于毁灭的边缘，法国的荣誉被玷污了。学术一旦遭破坏，再想恢复就需要很长时间。但是，狂热的革命派并不把拉瓦锡的警告当回事。他过去作为波旁王朝税务官的历史被当作罪证，而他在大革命时期也为新政权所做的大量有益的工作却被抹杀，从这一刻起拉瓦锡成了革命的对象。1793年底，他因当过税务官被捕人狱，同时也遭度量衡委员会除名。
1840—1843年，焦耳对电流转换成热量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研究，他很早就得出了焦耳定律的公式，即电流在导体中产生的热量Q与电流I的平方、导体的电阻R和通电时间t成正比例，即 Q=I2 Rt 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给了英国皇家学会，本以为这个重大发现会让皇家学会大吃一惊，但遗憾的是，皇家学会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而是对这位“乡下的业余爱好者”（provincial dilettante）的发现表示怀疑。焦耳的这一重大发现后来刊登在英国的《哲学杂志》 上。这份远不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出名的杂志，后来还刊登过麦克斯韦的重要发现。 被皇家学会拒绝后，焦耳并不气馁，而是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在这之后皇家学会还拒绝了他很多次。不过在曼彻斯特，焦耳很快成为了当地科学圈子里的中心人物。1840年以后，焦耳的研究扩展到机械能和热能的转换。由于机械能（当时也称为功）相对热能的转换比率较低，因此，这项研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精确地测量出细微的温度变化，焦耳宣称他能测量1/200度的温度差，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所以科学家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英国皇家学会再次拒绝了焦耳的论文。这篇重要的论文后来又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或许忘记了焦耳是啤酒商出身，他有着当时最准确的测量仪器，对温度的测量远比他们想象的准确得多。1845年，焦耳在剑桥大学宣读了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关于热功当量”，在这次报告中，他介绍了物理学上著名的实验——功能转换实验，即以下落的重物带动容器中旋转的搅拌器，将重物的势能转换成容器中水的热能，他还估算出热功当量常数，即一焦耳等于4.41卡路里。1850年，他给出了更准确的热功当量值4.159，非常接近今天的估计值4.184。
在焦耳之后，实验科学家，不论是物理、化学、生物还是今天的计算机科学家，都懂得在实验开始前设置基准（Baseline）的重要性。所有新的实验都是在和基准作比较。这个基准可能是一个静态的数据，也可能是前人的工作。比如在测试化学反应释放的能量之前，要准确测量反应发生前的温度，这就是基准。在计算机科学中，要证明一种新算法比以往的算法好，就必须先重复近期发表的同类算法的实验结果。在医学上，要证明一种药的有效性，并非给病人吃了药后看看见效如何就能得出结论，而是要给另一批条件相同的病人吃形状味道类似的安慰剂，然后进行对比。
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当他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时，在山顶意外地发现了贝壳化石。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是可以升降的道理，而不是像人类以前了解的那样，海就是海，山就是山。在南美洲、大洋洲（包括新西兰等地）、非洲等地，他发现了大量的物种变异的事实，隐隐感觉到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通过对采集到的各种动物标本和化石进行比较和分析，达尔文证实了这种想法。从古代到今天，很多旧的物种消失了，很多新的物种产生了，并且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由此，他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物种的起源和演变。
1836年10月，达尔文回到英国，整个考察过程历时五年之久。在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物种化石。回国之后，他又花了几年时间整理这些资料，并寻找理论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提纲。但是《物种起源》一书却一直拖到了1859年才出版，而从1842年到1856年的十几年里，达尔文却只字未写，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达尔文深知这本书一旦出版，必将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不过1858年的一件事，促使达尔文下决心发表《物种起源》。 1858年，英国一个并不知名的年轻学者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经过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考察研究，也发现了进化论，他写了篇论文寄给达尔文。达尔文在收到论文后非常震惊，不知如何是好。 他询问了在皇家学会的朋友们，后来这些朋友建议他将自己的想法也写篇论文，两篇论文在皇家学会的刊物上同时发布。之前，达尔文将这个建议和自己的论文也寄给了华莱士征求意见，华莱士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表示非常荣幸能与达尔文的论文发表在一起。在这一年之后，达尔文出版了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而华莱士为了表示对达尔文的支持，便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以“达尔文主义”的提法来讲述进化论。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交往也成为了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时《物种起源》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轰动。 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几本书之一。它彻底动摇了神权的根基，在此之前，牛顿的发现指明了人类可以认识自然，但是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而达尔文的理论则说明，这个世界是演变和进化来的，而不是神创造的。《物种起源》的发表，对基督教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冲击，这比哥白尼的理论产生的冲击大得多，以至于当时的教会，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新教派都狂怒了，对达尔文群起攻之，但是在这狂怒的背后则是恐慌。与此相反，以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的学说。赫胥黎指出，进化论解开了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让人们从宗教迷信中走出来。
最早帮助普及电报业务的是新闻记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大量的电报需要发送。1846年，记者们开始用电报传递新闻，在几分钟里，一篇新闻就传到了几百公里以外。当时有人甚至预测电报业将使报纸变得无用或者变成地方性新闻。但是与他们的预测完全相反，报业最先采用了这项技术，并使地方性报纸变成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报纸。当时报纸上常常在新闻之前加上“电报报道”几个字，好让读者觉得新闻是最新的。20多年前我在读报时还经常看到“新华社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电”的字样。有了电报，一些记者开始深入到第一线采访获取新闻，然后用电报发给报社换钱。这就促使了世界各大新闻社的诞生。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具体时间有争议），纽约的六家报社记者组成了纽约港口新闻社，全部记者来自这六家报社，一旦采访到新闻，除了向自己的报社供稿外，还通过电报向其他城市的报社出售新闻。这就是美联社的前身。
和拿破仑这些少年得志的军事家不同的是，毛奇算是大器晚成。他42岁那年才当上少校，成为一名中级军官。与拿破仑、霍去病或者亚历山大等人相比，毛奇在起跑线上可谓输得一塌糊涂。霍去病18岁就单独领军破匈奴；亚历山大22岁出征波斯，33岁成就了亚历山大帝国；拿破仑24岁成为将军，36岁指挥了著名的三皇会战（奥斯特里茨战役），而毛奇在这个岁数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之后又去做了后勤。19世纪40年代，他被调去管理汉堡的铁路了。换了别人可能对此大为懊恼，并且恨不能马上离开这个看似与自己前程无关的职务，但是毛奇总是能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取别人忽略的经验。毛奇对新事物很敏感并且善于思考，早在普鲁士还没有铁路和现代通信工具时，毛奇就开始思考新的交通、通讯工具与未来战争的关系了。在管理铁路时，他对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857年，57岁的毛奇终于当上了普鲁士代理参谋总长。
相比电报，电话的优势虽然显而易见，但是当时大部分人并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当时和贝尔争夺电话发明权专利的格雷（当时算是对电话技术数一数二的专家了），不知是否出于酸葡萄心理，也出来唱衰电话。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电话让他们没了隐私。当时《纽约时报》这样说，要是装了电话，无论门窗关得多紧，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人偷听。不看好电话的还有著名作家马克· 吐温。这位高产的美国作家一生从版税中挣了许多钱，但是全部让他糟蹋光了，倒也不是挥霍掉的，而是因为他的投资非常失败。后来有人向他介绍电话——你在房间里讲话，几英里以外就能听见，他说，这是什么骗术，于是错过了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投资。
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戴维在法拉第成果倍出时开始阻挠后者的研究工作，并且抓住法拉第一次行为上的错误，禁止了法拉第的电学研究。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1821年，在奥斯特发现电磁现象后，戴维和同事开始研制电动机，但没有成功。后来法拉第加入进来，改进了设计，于是做出了一个电动机的模型。虽然这个电动机不能使用，但是法拉第的这些实验与发明为后来实用电动机的发明铺平了道路。可是法拉第这时做了一件在学术界非常错误的事情，他在没有通知戴维等人的情况下，擅自发表了此项研究成果。此举招来了很多非议，从此他被迫离开电磁学研究，直到1829年戴维去世。如果不是因为浪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法拉第可能先于亨利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不过在接下来是法拉第硕果累累的十年，他提出了“磁场的改变产生电场”的理论，并且将它提炼成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为了方便后人理解磁场，法拉第提出了磁力线的概念。法拉第还发现，电磁力不仅存在于导体中，而且存在于导体附近的空间里，不过这个想法当时并不被世人所接受。
由于法拉第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他的数学能力相对薄弱，虽然他很聪明，并且是很好的实验科学家，在表达上也清晰而有条理，但是他在做理论总结上尚有所欠缺，这一点跟牛顿等人远远无法相比。他的实验成果后来被麦克斯韦应用，从而建立起了现代的电磁学理论。麦克斯韦用数学公理化的方法将安培、法拉第和亨利等人的电磁学理论系统化，把电、磁和光用一组方程式，即麦克斯韦方程组统一起来。这项成就被誉为继牛顿力学之后，物理学的第二次大统一。爱因斯坦称赞麦克斯韦是对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9世纪物理学家。
在电学和电气工程的发展过程中，实验和理论要先于实践，这和人类在过去几千年里认识事物的方法不同。在近代以前，人类是通过经验改进工具，然后获得技术，从技术中提炼科学。而从近代以来，人类对电的认识是通过假说来解释自然现象（富兰克林时代），继而通过实验来筛选假说，去伪存真（笛卡尔的方法论），然后从实验直接上升到理论（如安培、亨利、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人的工作），最后在理论的指导下做出产品（如达文波特、西门子、爱迪生和特斯拉等人的发明）。
在很多励志的故事中，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机会受教育，而靠自己自学成才和努力工作成就一番事业的发明家。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不过爱迪生的父母并不是缺少教育的下层人，他的父亲曾经是位商人，但是不成功，他的母亲当过小学教师。爱迪生小时候得过猩红热，可能因为长时间的高烧导致了耳聋。爱迪生8岁上学，但只读了三个月，就被老师斥为“低能儿”而撵出校门，按照今天的标准，爱迪生是输在起跑线上了。退学以后，他的母亲决定自己教儿子读书，并教育他要诚实和仁爱。母亲应该是一位不错的老师，她培养了爱迪生一生喜欢学习的习惯。爱迪生非常聪明，据说他过目不忘，很小就能阅读英国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著作，9岁多就开始阅读自然科学的书籍。爱迪生从小好学好问，喜欢做实验来证实自己不确定的事情。对世界的好奇心无疑是他后来获得上千项专利的原因。不过按照今天大学录取的标准，除非特招，否则爱迪生是无法进入名牌大学的。
爱迪生很早就有许多的发明，他总是想，要是能把这件事情自动化，可以省很多人力啊。这是典型的美国企业家（和发明家）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想发明各种机器，让机器去干活，今天依然如此。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自动化并非总是好的。爱迪生获得的第一项专利是自动投票机，这样可以加快议会投票的过程。他带着这项专利来到国会时，议员们告诉他这东西没有用，因为出于公平的考虑，要给少数派时间来说服其他人，因此出于决策流程的考虑，国会投票过程并不需要加快。这次碰壁以后，爱迪生懂得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技术，而且技术需要市场，从此，爱迪生一生没有再做任何没有市场的发明了。从打这以后爱迪生的行事方式可以看出，爱迪生不是一个书呆子式的发明家，而是极具商业头脑的实干家，这种品性和他后来在电的使用和普及上做出巨大贡献有紧密的联系，这也是他和其他很多发明家不同的地方。
特斯拉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他的很多超前的想法比如无线传输电力，直到今天才被人实现。特斯拉小时候随父母移民美国，1884年，他开始为爱迪生工作，但很快就找到了投资人，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按照特斯拉的说法，他离开爱迪生是因为后者的一次食言。1885年，爱迪生让特斯拉改进直流发电机，并且许诺只要做到就奖励五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而特斯拉的工资一年还不到一千美金，而爱迪生的公司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后来特斯拉真的做到了，但是当他向爱迪生要奖金时，爱迪生却说，“哦，我那是开玩笑，你知道，这是美国式的幽默。”不过爱迪生将特斯拉的周薪从18美元增加到28美元，特斯拉很生气，便离开了爱迪生。后来特斯拉在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有生动的描述。公平地讲，这件事理亏的是爱迪生，这也导致了二人一辈子的敌对。
核能本身是双刃剑，既能毁灭世界，也能造福人类，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不在于核能本身，而藏在人类自己身上。哈恩、西拉德、玻尔和爱因斯坦等人如果活到了今天，他们或许不会再有任何罪恶感，而是庆幸自己的发现。因为当全球正在为大量使用传统的化石燃料而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气候变化时，幸好有了他们的发现，有了核能，我们才有了可以全面替代传统能源的新能源。而对全人类来讲，在全面掌握了核反应、核辐射和核能的特点（包括优点和危险）之后，当这些核电站的运营变得更加透明之后，人们的核恐惧便会慢慢消除。再过几十年，等人类回首再看待原子能时，可能会觉得今天对核的恐惧是多么的可笑，就如同现在人们会觉得19世纪末对电的恐惧非常可笑一样。通过和平利用原子能，人类会把文明进一步向前推进。爱因斯坦、迈特纳、哈恩、玻尔和费米等科学家给人类带来的不是潘多拉的盒子，而是火种，他们是近代的普罗米修斯。原子能的发现和使用再次证明一个真理，人类的文明的推进靠的是这些在不同层面上创造文明（科学发现是最高层次）的人，而不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
美苏太空竞赛产生了很多正面结果。它首先让人类飞出了地球。虽然人类目前只能在月球上短暂停留，距离真正的太空旅行乃至太空殖民还相差甚远，但是人类的太空探索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相比人类的历史只是一瞬间而已。当我们的远古祖先第一次抱着漂浮的树干漂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时，一定想不到自己的后代能够远渡重洋到达新的大陆。在哥伦布看来，原始人过河的行为再简单不过，但这却是探索未知的开始。当然，哥伦布也无法想象今天登月的壮举。或许几万年后，我们的后代可以自如地在太空旅行时，他们到达月球就如同我们过河一样，他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天人类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名字：科罗廖夫、冯· 布劳恩、加加林和阿姆斯特朗。 太空竞赛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培养了美国、前苏联和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今天的高科技时代。当苏联的人造卫星经过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后，导致了美国的恐慌和政治上的争论。这件事史称史泼尼克危机。作为回应，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夺回技术优势，当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并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签署生效。该法案授权的花费超过10亿美元，广泛用于改造学校、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以帮助他们完成高等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以弥补国防工业的人力短缺等。据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希拉里· 克林顿女士2008年在Google讲演时回忆，那时整个美国天天宣传的都是要学习科学，发展科技，这些宣传影响了一代人的一生。在那时，大中小学生们都响应总统的号召学习科技，学习工程。美国也因此诞生了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按照希拉里的观点，那时美国的教育水平普遍比现在高不少。 太空探索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我们今天使用的很多东西，最初都是为太空探索的需要而发明的。比如我们今天婴儿使用的尿不湿，其实最早是为宇航员开发的。我们用的反辐射保暖衣和保温包，都是太空服的一部分。今天有记忆海绵的床垫和枕头，也是采用航天技术。今天数码相机成像的CMOS传感器，最初也是为了将登月图像传回地球而发明的。阿波罗计划一共成功登月六次，在月球上进行了很多的实验，带回来几百公斤月球的岩石标本，对我们了解太阳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岩石标本证实了月球起源于一颗早期行星和地球碰撞的理论。
不同的演奏家对同一首音乐作品的理解常常会有差异，而他们的技巧和表现手法也不同，因此音乐的表演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一张好的音乐唱片需要满足三个要素，首先是音乐本身要好，其次是演奏家对音乐理解要到位，演奏技巧和水平发挥要高，最后是唱片的制作要尽善尽美。下面是根据我的体验，向大家推荐的一些发烧唱片。 巴赫 《勃兰登堡协奏曲》，李希特指挥慕尼黑巴赫乐团版本，DECCA公司制作。 莫扎特 《第40交响曲》，富尔特文格勒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版本，EMI公司制作。 《第41（朱庇特）交响曲》，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版本，德意志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制作。 贝多芬 《第三（英雄）交响曲》，富尔特文格勒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版本，EMI公司制作。 《第五（命运）交响曲》，克莱伯（Carlos Kleiber）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版本，德意志唱片公司制作。 《第六（田园）交响曲》，伯姆（Kad Bohm）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版本，德意志唱片公司制作。 《第九（合唱）交响曲》，富尔特文格勒指挥拜鲁伊特音乐节管弦乐团版本，EMI公司制作。这部作品也可以考虑美、俄、英、法、德五国的七个乐团为庆祝两德统一的演出实况录音，其场面极其宏大，伯恩斯坦指挥，德意志唱片公司制作。 《第五钢琴（皇帝）协奏曲》，古尔达钢琴，斯坦恩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版本，DECCA公司制作。 《钢琴奏鸣曲全集》，阿什肯纳吉演奏，DECCA公司制作。 《F-大调小提琴浪漫曲》和《A-大调小提琴浪漫曲》，大卫· 奥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演奏，德意志唱片公司制作。 肖邦 《最喜爱的肖邦》，霍洛维茨演奏，CBS出品。 《奏鸣曲全集》，阿格丽姬演奏，德意志唱片公司制作。 《夜曲全集》，鲁宾斯坦演奏，RAC制作。 《前奏曲全集》，阿格丽姬演奏，德意志唱片公司制作。 《叙事曲全集》，鲁宾斯坦演奏，RCA制作。 《波兰舞曲全集》，鲁宾斯坦演奏，RCA制作。 穆索尔斯基 《图画展览会》，朱里尼（Corlo-Maria Guinini）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版本，德意志唱片公司制作。 柴可夫斯基 《1812序曲》，多拉蒂（Antal Dorati）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和明尼苏达交响乐团版本，水星制作。 《交响曲全集》，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版本，德意志唱片公司制作。
毕加索一生非常勤奋，他尝试了各种绘画的方法和技巧，并且努力将世界各地的艺术融人他的绘画中，如果将毕加索所有的绘画一字排开，得有好几公里长。毕加索的一生，浓缩了从古典主义开始到现代绘画艺术的变化过程，追踪他一个人绘画风格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便能看出过去二百多年以来绘画的发展。反过来，要理解毕加索的绘画，必须把他放到两个历史大环境中，一个是欧洲绘画发展的历史环境，这是他风格变化的依据，另一个是画家本人生活的小环境和当时世界的大环境，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很多年轻的画家看到的是毕加索“涂鸦”成功的表像，但往往忽视他在创作时的艰辛。
毕加索的绘画被一些人高度评价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绘画的发展进行的大胆尝试，而这种尝试的核心是将艺术抽象化。我们不妨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这种尝试的意义。远古时代，中国人发明了象形文字，即使不认识这些字的人，从画出来的图形上也可以猜出它的意思，比如“家”字上面是一个房子，里面有一只猪。古语用“豕”字代表猪，而甲骨文的“豕”字非常像一个四脚的动物。因此，如果让一位不认识中文的学者猜甲骨文的“家”字，他有可能根据房子里面有猪猜出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如果把今天的写法拿给他看，他猜出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从文字演化的角度来讲，这种简化和抽象（变成两个偏旁）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思路用于绘画，就能理解毕加索绘画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了。
法国歌剧院建于拿破仑三世时代 Gustave Eiffel，1832—1923）提出为当时的世博会建一个能看到巴黎全景的铁塔时，巴黎市民大多持反对态度，因为在这个由大理石砌成的、古典韵味十足的城市里耸立这样一个高大的“铁家伙”，被认为是破坏了原有的景观，但是今天埃菲尔铁塔已经成为巴黎乃至全法国的标志。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贝聿铭试图在卢浮宫中央的场上加入一群玻璃的金字塔时，巴黎市民同样是一片反对声，好在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全力支持，才让贝聿铭的设计被通过。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简洁的现代建筑和源于12世纪的经典建筑完美的结合。在历史上，如何将现代的艺术和传统相结合始终是一个难题，解决的不好就会煞风景，真正的大师就要能通过他们对未来的预见性，解决这个一般人看似不可能的难题。夏加尔创作的法国歌剧院的天顶画就给后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
硅谷公司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国际化。世界上大多数公司，包括美国东部的一些老公司，都是在周围市场、本土市场逐渐饱和后才开始国际化。但是硅谷的公司，几乎从一开始就定位在为全世界（而不只是美国）做产品，大部分100来人的公司甚至更小的公司就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了，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Whats App、Snapshot和Dropbox等。
从世界各国来到硅谷的移民（以中国和印度最多），都是原来国家里最优秀的人，这些人专业技能强，而且具有冒险精神。他们不仅成为了硅谷科技公司研发的主力军，而且很多也成为新公司的创始人。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到硅谷安家落户呢？除了看重硅谷快速发展的机会外，生活方便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多元文化给他们提供了和家乡非常相似的生活环境。我曾经在美国东部生活多年，在整个华盛顿周围地区（俗称大华府地区，包括华盛顿、弗吉尼亚北部和马里兰的南部）最好的中餐馆饭菜的水平连北京街头一个家常菜馆都不如，而一位印度同学带我去吃一顿“正宗”的印度饭，需要驱车40公里。但是在硅谷，各个族裔都会觉得生活很方便，亚洲人会感觉这里还是亚洲，墨西哥人会觉得自己是在墨西哥，就连一些法国人也认为这里虽然没有巴黎的繁华和文化沉淀，但是生活却比法国更方便。靠着这样的多元化文化，硅谷不断地从全世界吸引优秀人才，因此很多公司在和畦谷公司竞争时感觉很吃力，因为他们其实不是在跟哪个国家的公司竞争，而是在和全世界竞争。
机会均等对于鼓励创业更加重要。四十年前，很多风险投资倾向于把钱投给从大公司出来的一些明星，比如高管、技术骨干或手上有大把客户的销售人员，从仙童出来的诺伊斯和桑德斯都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人为地降低了年轻人成功的机会。然而，今天的风险投资家们普遍承认“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样一个事实。年轻人除了他们的学识和勤奋，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但是他们有很强的饥渴感和想发财的愿望。因此，今天硅谷的风险投资人最喜欢的是那些有着强烈的成功欲望，有足够多的专业知识和新思想，而且还能“像狗一样干活” 的年轻人。事实证明，在硅谷最容易成功的也是这批年轻人，而不是功成名就的精英们。
今天回过头来看Facebook的发展，都知道它除了社交网络的功能外，还是一个很好的互联网2.0公司。关于互联网2.0，我们会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这里我们要强调，在互联网2.0的网站上，内容和服务都是由第三方提供的，而不是像当年雅虎和MSN那样自己产生的。应该讲，Facebook为用户和软件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任何人不但可以提供内容，而且可以提供服务。按照Facebook前总裁帕克的话讲，他们其实不需要知道用户想在Facebook上做什么，只是让用户感到酷，至于在这个平台上用户需要什么，就让他们自己去开发好了。这样，Facebook就不必承担任何产品决策错误的风险，而是一门心思专注于把这个平台做酷、做好。到了2008年，为Facebook提供服务的各种软件技术人员多达十万人，并且在短短的几年里，为Facebook提供了上万种大大小小的服务，这才是让Google感到最担心的事情。 太史公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论述管理者和商人的关系时讲到，“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说，好的管理者应因势利导，不干预商业活动，次一等是对商人和企业家诱之以利，再下一等的是对商业行为指手画脚，差的是将商业管得死死的，而最差的是自己跳进去和商人争利。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也是一样，好的公司不需要提供具体的内容和服务，而是让用户自行解决，这是互联网2.0的精髓所在。假的互联网2.0公司，自己一方面提供平台，另一方面思维还停留在互联网1.0时代，身兼内容和服务的提供商，与用户争利，中国很多视频网站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Facebook做到了互联网公司的最高境界。
根据里斯等人的推算，宇宙中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不超过宇宙的5%，大约有20%—25%是所谓的暗物质，也就是无法观测到但是却存在的物质；剩下来的占据了宇宙70%以上的，是我们一无所知的暗能量，而恰恰是这些暗能量在推动宇宙加速膨胀。 对于宇宙的未来，里斯教授是这样描述的：即使我们的星球（包括整个太阳系）能永远存在下去，也会有一天，我们将看不到任何星星，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而且越来越远，最终整个宇宙将是死寂一般。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需 带走了能量，也将消失。或许是害怕听众过于悲伤，里斯教授又说不过也许有一天有人会推翻我的结论。不过就目前人类得到的所有科学证据而言，宇宙将是有始无终。
美国黑风暴的出现正值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的失业率很高，罗斯福总统下决心将300万失业工人组成植树造林大军，史称罗斯福植树大军（Roosevelt's Tree Army） ，采用完全军事化的编制，浩浩荡荡开到西部和南部植树。当时不少人恨死了罗斯福，称他为奴隶主，威胁说下次总统选举谁也不投他的票。罗斯福说，我宁可不再当总统，也要把森林恢复起来。三年 ，美国的森林占国土面积的28.8%，草场占25.9%，耕地占19.5%，公园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占13.1%，城市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2.6%，其他面积占10.1%。如果将森林等绿地加起来，则占到国土面积的近90%，即使在城市中，绿化面积也占到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