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42）▏战略历程、象与骑象人、银元时代生活史
战略历程：穿越战略管理旷野的指南
“战略设定方向” ——优点：战略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组织绘制出航线，以便组织齐心协力地行驶在市场环境中。 缺点：战略方向也会像眼罩那样遮住潜在的危险。在未知的水域中，按照既定的航线行驶最容易使船撞上冰山。尽管方向很重要，但最好慢慢移动，仔细观察附近出现的状况，这样就可以随时调整行动。
“战略聚合众人之力” ——优点：战略提高了行动的协调性，如果战略没有聚合大家的力量，那么人们就可能朝不同方向用力，结果必然是导致混乱。 缺点：过于谨慎地强调努力方向的一致性，会导致“群体思维”，这可能使组织丧失对周围各种事物的观察力，从而失去其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战略决定组织” ——优点：战略向人们提供了理解自身组织并将其同其他组织区分开来的捷径。 ·缺点：过分清晰地界定组织意味着会过于简单化，有时会导致模式化，从而丧失整个组织的多样性。
“战略提供了一致性” ——优点：战略可以用于减少模糊，增加有序性。在这个意义上，战略就好比理论，一种能简化和解释世界并促进行动的认知结构。 缺点：拉斐尔・沃尔多・爱默生说：“愚蠢地追求一致是狭隘之源。”拥有非一致性，可以实现对目前各个独立现象的新组合，成为创造力的源泉。我们需要意识到，像每个理论一样，战略是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简单化，战略和理论不是现实本身，仅仅是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或抽象）。没有人能够触摸或看见战略。这就意味着每一种战略都有可能错误地反映现实或歪曲现实，这就是我们运用战略所付出的代价。
简而言之，设计学派就是设计出一个战略制定的模型以寻求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的匹配。用该学派最著名的学者的话来说，“经济战略就是在企业所处环境中能够决定其地位的机遇与限定条件之间的匹配。”。“建立匹配”是设计学派的核心目标。
“战略形成是一个长期、细致、艰苦的学习过程。
战略就是在外部机遇和自身能力之间保持基本平衡，该核心观点也是构成战略管理领域中说明性学派的基础。
情境规划法是理解塑造未来动态力量的一种方式，接下来我们将尝试识别手头工作的首要“驱动力”，这些驱动力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社会问题——定量类的人口问题（十年后青年们会有怎样的影响力）；定性类的像价值观、生活方式、需求或者政治影响等相关软性问题（人们是否有可能会对网上聊天感到厌烦）。 （2）经济问题——影响经济整体状况的宏观经济趋势和驱动力（国际贸易流程和汇率会怎样影响薯片的价格）；微观经济驱动力（我的竞争对手会怎么做，行业结构会如何变化）；公司层面的工作驱动力（我们能否找到需要的熟练工）。 （3）政治问题——选举（谁将会成为下一任的主席或总理）；立法（税收政策是否会改变）；监管（联邦通信委员会是否会放松对无线电频谱的管制）；诉讼（法庭是否会解散微软）。 （4）技术问题——直接的（高速无线带宽将如何影响有线电话），可能性的（X射线光刻技术是否会带来下一次芯片革命）；间接的（生物技术是否会导致“身体黑客”更容易，是否会和更传统的娱乐模式竞争）。
波特的通用战略——波特认为，一个企业只能拥有两种“基本的竞争优势，即低成本或产品差异化”。这两者与某一种特定的业务范围（即市场细分后的目标市场的范围）相结合，可以得出三个通用战略，即成本领先、产品差异化及目标集聚（即较窄的市场范围），它们可以使企业在其所处产业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绩效。
与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不同，设计学派强调正式的领导能力。它认为战略形成源自首席执行官的思维过程，首席执行官是战略的“设计师”。但设计学派对这种领导能力也并非盲目推崇，事实上设计学派通过强调战略形成对概念性框架的依赖，以及通过淡化直觉影响等方式，特意避开了领导能力中各种较为软化、个人化和特质化的因素。
构成企业家个性的众多品质包括:控制欲、对独立自主的渴求、对成就的渴求、对权威的愤恨以及适度的冒险精神。就像鲍莫尔（Baumol）总结麦克格兰德（McClelland，1961）的著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企业家不是“赌徒”，也不是“投机者”，他没有必要非去冒险不可，他只是名“计算者”。（但我们将会很快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这个观点。）
认知学派是一个思考战略形成的学派，它仍在不断地发展中。我们从有关文献中归纳出该学派的前提假设，并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论总结： （1）战略形成是一种发生在战略家思想中的认知过程。 （2）战略表现为不同的认知视角——包括概念、地图、计划和框架，它们决定了人们如何处理环境中的输入信息。 （3）这些输入信息（按照认知学派中客观派的观点）在认知地图译码之前要经过各种过滤器的调整，或者（按照认知学派中主观派的观点）它只是对人们所感知到的世界的解释。换而言之，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可以被塑造，可以被设计，也可以被构建。 （4）作为概念，战略在初始形成时比较困难，当实际形成后又与理想中的相差很远，当战略不再可行时，也很难被改变。
世界并不是“孤立在外”的某种稳定实体，它不能被拆解分析然后拼装成总体样貌，而是像威克讲的那样，世界是人们制定的。现实来自于我们对以往经验的不断诠释和更新。我们需要秩序，但是它又会造成异常，异常反过来又会要求我们重新安排秩序。
通过运用制定（或改变）、选择和保留的生态学模型，威克将学习行为的形式描述为：首先行动（“做些事情”），正如上一章中他所讲的那些找到了地图的匈牙利士兵所做的那样；然后找出并选择有用的东西——换而言之，通过回顾弄清这些行动的意义；最后，仅仅保留那些看上去值得要的行动。对于管理者而言，这一模式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及整理这些经验的能力，以便能创造有生命力的新战略。对威克而言，“所有的理解都源自反思和回顾。”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又提出了“延伸”和“杠杆”这一对概念。他们将“延伸”定义为“企业资源与其期望之间不匹配”。一方面，很多企业资源丰富，但是缺乏战略延伸的野心——常常因为自己是“第一”而自满。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企业资源贫乏，却极具野心——也就是说，具有充分的战略延伸欲望。这也就是为什么小个子大卫能杀死巨人歌利亚的原因。 但是仅有战略延伸还不够，企业必须学习如何利用杠杆使有限的资源发挥作用。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做到： 1、更加有效地将资源集中在战略焦点上（如泰德・特纳关于全球新闻的梦想）。 2、通过从经验中汲取知识以及借用其他企业的资源来更加高效率地积累资源，如加强与主要供应商的联系以利用他们的创新。 3、将一种资源与另一种资源相组合，创造更高的价值，将这两种资源混合起来，平衡产品研发、生产或制造服务、配送、营销和基础服务设施等。 4、通过循环利用或借用其他企业资源（如引导竞争者去对抗共有的敌人），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资源。 5、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市场上回收资源。
很多企业资源丰富，但是缺乏战略延伸的野心——常常因为自己是“第一”而自满。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企业资源贫乏，却极具野心——也就是说，具有充分的战略延伸欲望。这也就是为什么小个子大卫能杀死巨人歌利亚的原因。
仅有战略延伸还不够，企业必须学习如何利用杠杆使有限的资源发挥作用。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做到： 1、更加有效地将资源集中在战略焦点上（如泰德・特纳关于全球新闻的梦想）。 2、通过从经验中汲取知识以及借用其他企业的资源来更加高效率地积累资源，如加强与主要供应商的联系以利用他们的创新。 3、将一种资源与另一种资源相组合，创造更高的价值，将这两种资源混合起来，平衡产品研发、生产或制造服务、配送、营销和基础服务设施等。 4、通过循环利用或借用其他企业资源（如引导竞争者去对抗共有的敌人），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资源。 5、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市场上回收资源。
我的经验表明，战略涌现需要五个前提条件： 1、新的观点。将新的“遗传物质”引入战略进程总能产生非同寻常的战略。高层管理者必须放弃对战略制定的垄断，并在战略制定过程中给以往无法表达意见的投票者更多话语权。我觉得年轻人、新人以及边缘化的人应获得更多发言权。各种奇思妙想正是潜藏于这些人之中。所以战略制定必定是一个多元过程，一个需要广泛参与的艰巨任务。 2、新的对话。跨一般组织和产业边界的战略对话，能实质性提高新战略思想涌现的概率。在大型组织中，通常这些对话都是比较程式化，对话的对象和讨论的问题年复一年，一成不变。一段时间后，很少有人能从别人身上学到些别的东西。只有当人们将之前孤立的知识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组合时，才可能产生新的洞察力。 3、新的激情。释放每个人心中潜藏的探索发现意识，以及将这种探索发现意识用于寻找财富创造的新战略，二者缺一不可。我认为个体拒绝改变的普遍假设显然是错的。只有当改变无望创造新的机会时，人们才拒绝改变。如今人们喜欢谈投资回报，而我更愿看做情感的投资回报。除非相信自己的投资能获得回报，一般人不会感性地投资一家公司及其前景。我自己的经验也表明，当人们对创造公司未来具有话语权时，人们都乐于拥护改变。当这个机会能创造独特的、令人兴奋的共同未来时，人们都愿意投资。 4、新的视角。新视角能让人们去重新思考他们的行业、公司的能力和顾客需求等，并对战略创新进程起辅助作用。为了增加战略创新的可能性，管理者们必须成为新思路的“销售商”。他们必须寻找新视角帮助公司重新思考公司本身、顾客、竞争者以及面临的机遇。 5、新的试验。在市场上进行一系列风险规避型的小试验可在最大限度上帮助企业了解哪个新战略可行、哪个新战略不可行。源于广泛战略对话的洞察力并非完美。虽然传统分析可将这些洞察力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战略，但是很多东西只能在市场中习得。
巨大的改变会出乎意料地发生。新竞争者的进入或看起来很微小的技术进展都可能对行业内的竞争态势产生重大影响。
用行动而不是争论制胜。通过争论获得的任何短暂胜利代价都过大：争论带来的愤恨和憎恶会比单纯的意见交换来得更强烈，也更持久。通过行动而不是言语来获得别人的认同是更具影响力的。你需要用行动证明而不要用言语辩解。
多林格（Dollinger，1990）指出，集体战略可将一个过去高度分散的行业转变成一个集中度更高、行业标准更多的行业。现在作为全球贸易基础的集装箱的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集装箱过去用于在铁路上或海上运输货物，有各种大小。远距离货物运输通常需要将货物从一个集装箱卸下再搬到另一集装箱里。这是一种低效的方式，既增加了成本又不利于交易。大家使用同一规格的集装箱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直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支持的集体战略才使得集装箱标准化的理念变为现实。
米勒（Miller，1996）进一步提出，结构也许是“战略的本质”，因为战略是模式，没有时间上的一致性或连贯性，就意味着没有整体的战略。米勒还对结构的优势做了详尽阐述，比如它使模仿更加困难，使组织的反应更加迅速。但它同时也有一个严重的不足，就是简化了管理者所面对的事物：“……简化是危险的，它会蒙蔽管理者的眼睛，使组织局限于一套狭隘的技能、关注点和环境状态中。”因此，像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and Waterman，1982）以及波特（Porter，1980）等人提出的“杰出的业绩常需要奉献、激情和全神贯注”非常切中要害。使组织卓越的那些东西，也能孕育其后的失败。
米勒在 1、聚焦式轨道锁定了谨小慎微、质量导向的匠人以及拥有熟练工程师和经营无懈可击的组织，并将之变成僵化的、迷恋于细节的补锅匠，企业封闭的、技术至上的文化提供着完美却不相干的产品，疏远了顾客。 2、冒险式轨道把成长导向、企业家式的创业者和由富有想象力的领导者、创造性策划及财务参谋经营着的公司转变为冲动、贪婪的帝国主义者，在仓促扩张到一无所知的经营领域中时，严重滥用着组织的资源。 3、发明式轨道锁定了拥有卓越的研究开发机构、弹性的智囊经营机构及尖端科技产品的先锋性组织，将之变成了乌托邦式的遁世者，由一帮不守秩序的科学家所经营，把资源浪费在毫无希望的浮夸、超前发明上。 4、最后，脱节式轨道把具有无可比拟的营销技术、卓越品牌和广阔市场的销售商及组织变成了没有目标的官僚主义的随大流者，对销售的迷信模糊了规划要点，生产着一些过时和脱节的“我也有”产品。（Miller，1990）
同样，组织从结构中获益时，也会从中受到损害。米勒在其《伊卡洛斯的悖论》中表述得很明白：追求成功和导致失败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选择合适的结构程度是一种复杂的平衡过程。经理们必须既避免结构程度太低引起的混乱，同时也不能过于迷恋结构化。由不同的葡萄酒混合在一起达到和谐完美的平衡，就能调出美味的美酒。”（Miller，1996）
你读完这本书后一定要记住：这不是一次穿越沼泽、田野、森林和河流之间进行的跨越边缘的旅行历程，而是通过了十个各具特色的系统（或指思想系统），是对同一个领域所划分的十个结构，这个领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杂乱无章。但如果你完成了这次历程，那你肯定会欣赏这些条条块块。请牢记怀特黑德的告诫：“寻求简单，并质疑它。”
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
当我们在评估种种利弊得失的可能性时，眼窝前额皮层在此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只要大脑感觉到眼前有享乐、疼痛或得失的可能时，这个部位的大脑皮层马上就会反应。每当我们受美食、美景或魅力人士吸引，或对死掉的动物、难听的歌曲、相亲对象感到反感时，眼窝前额皮层就在强力放送让我们产生“想要接近”或“想要跑掉”的情绪。看来，眼窝前额皮层的功能比较接近“本我”或圣保罗口中的“情欲”，而非“超我”或圣保罗口中的“圣灵”。
当眼窝前额皮层某些部位受到损害时，病人会丧失大部分的情绪功能。这些病人告诉达马西奥，他们应该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但他们却什么感觉也没有。针对这些病人的自主反应所做的研究也证实，这些病人没有产生一般正常人在面对可怕景象或美景时会有的正常身体反应。不过他们分析推理及逻辑思考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在智力测验及对社会规则与道德规范等知识的测试中的表现也很正常。 这样的病人接触外在世界时会发生什么事？现在，他们已不受情绪干扰，那么他们是否会变得非常讲求逻辑，能看穿蒙蔽其他人的感情迷雾，走向完全理性之路？情况刚好相反，他们会发现自己连简单的决定或目标都没办法做出，整个生活分崩离析。当他们看着外在世界时，会心想：“我现在该干什么？”摆在他们眼前有好几十种选择，但他们的内心没有喜恶。因此，每项选择都必须用理性一一去分析对错，但是因为他们内心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也找不到选择的理由。而其他人面对这个世界时，充满各种情绪的大脑会立即、自动地评估种种可能性，做出最佳选择。只有在两三个选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用理性衡量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 人类的理性其实非常依赖复杂的情感，因为只有当充满情绪的大脑运作顺畅时，理性才得以运转。柏拉图把理性比喻为控制桀骜不驯的马匹的马夫，但这可能有过度强调智慧及马夫力量之嫌。我认为，骑象人骑在大象背上的比喻更贴近达马西奥的研究结果：只有理性与情感携手合作，人才会表现出聪慧的行为，但是情绪（大象）仍负责绝大部分的工作。直到大脑出现新的大脑皮层，骑象人才开始活跃起来，大象也因此变得更加聪明。
米歇尔发现，1970年你在按铃前所等待的时间，不仅能预测出你父母对你在青少年时期的评语，还可估算出你上一流大学的可能性。4岁时能克服刺激性控制，把满足感往后多拖延几秒钟的孩子，到青少年时期也更能抵挡得住诱惑，把注意力摆在功课上。当事情不如意时，也更能能控制得住自己。 秘诀何在？最重要的就是谋略，即孩子运用自己有限的自制力来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米歇尔发现，表现优异的孩子懂得摆脱诱惑的控制，或想出其他好玩的活动。这种思考技巧是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一个方面。一个情商高的人，其内心的骑象人必然技巧高超，懂得在不跟大象的意志直接起冲突的情况下，能富有技巧地分散大象的注意力，把大象安抚得服服帖帖。 单靠意志力，控制化系统是很难打败自动化系统的。控制化系统跟一紧绷便疲惫不堪的肌肉一样，很快就疲软无力，举白旗投降。不过，自动化系统则是无须费力且全年无休地自动运转。一旦你了解刺激性控制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环境中的刺激，避开恼人的刺激来源。如果没办法这么做，那你就多想想它们不吸引人的那一面。
在这个实验中，韦格纳要求被试努力不要去想某样东西，比如白熊、食物或某种众人心中已定型的事物。不过这真的很难办到，更重要的是，你一停止压抑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马上便会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你脑中，这时要摆脱这些念头就变得更加困难。换言之，韦格纳在他的实验室制造出轻微的强迫症的做法就是要被试不要着迷。 当控制化处理过程企图影响大脑思考（不要想白熊）时，它其实已立下一个明确的目标。每当我们追求目标时，心理有一部分便会自动监控进度，以便进行必要的修正或知道目标达成与否。当目标是行动目标时（例如准时抵达机场），大脑的反馈系统就会运转良好。然而当目标是心理目标时，大脑的反馈系统就出状况了，因为自动化处理过程会一直自我检查：“我没在想白熊吧？”结果大脑一发现没有在想白熊，白熊的念头马上就又跑出来，所以我们得花更大的力气才能转移注意力。最后，自动化处理过程跟控制化处理过程会花更大力气跟对方对抗。不过因为控制化处理过程很快就疲累下来，所以最后精力无穷的自动化处理过程会一路无阻地顺畅运作，这时脑中便出现一大群白熊的影像。所以，我们越想摆脱某个令人不快的念头，这个念头就越会阴魂不散地缠绕着我们不放。
弗洛伊德就是依据这类的心理干扰及自由联想来建立其心理分析理论的，结果他发现，心理干扰及自由联想通常跟性或攻击性行为有关。但韦格纳的研究则提出一个更简单、更单纯的解释：自动化处理过程每天会产生好几千个想法及影像，这通常是通过随机联想形成的。那些一直缠绕在我们脑中的念头或影像，通常都是特别令人震惊、一直想压抑或否认的念头。我们之所以会压抑这些念头，并不是因为内心深处知道它们是真的（有些可能是真的），而是因为它们很恐怖或令人感到羞耻。一旦我们想压抑却又压抑不成，这些念头就会一直在脑中挥之不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内心有黑暗且邪恶的一面。
道德判断就跟审美判断一样。当我们看到一幅画时，通常马上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如果有人要我们解释为什么喜欢，我们就会乱编出一番说辞。其实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幅画很漂亮，但我们的诠释模块（骑象人）就跟加扎尼加在裂脑研究中所发现的一样，很会编理由。你想为自己喜欢这幅画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你就会抓住第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因（可能是颜色或光线）。道德判断也一样。两人对某事意见相左时，其实是感觉在先，后来再来编理由反驳对方。就算你驳倒对方，难道对方就会改变心意，接受你的论调吗？当然不会，因为你驳倒的，并非对方真正的立场，他的立场是在他有了判断之后才临时编出来的。 当有人为道德问题而争执不休时，你不妨仔细听听双方的说法，有时你会听到很让人意外的理由：其实是大象在控制缰绳，导引骑象人，是大象在决定何者对何者错，何者美何者丑。内心的感觉、直觉及当下的判断都是自动自发地即时发生，但只有骑象人才能拼凑出语句，把自己反驳的理由告诉对方。进行道德判断时，骑象人不只是大象的顾问，他会摇身一变，成为法庭上雄辩滔滔的律师，拼命想说服大象接受它的观点。
我们发了一大堆声明、誓言，下了无数次的决心，但总是意外地发现自己执行的意志是那么软弱。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在跟自己的潜意识、本我或动物本能对抗，但其实这都是我们整个心理的一部分。我们既是骑象人，也是大象，两者各有优点及特长。
动物界某些共同特征甚至横跨不同物种，所以我们称为“物种设计原理”。其中一个设计原理是，对坏事的反应要强于对好事的反应。动物对威胁及讨厌事物的反应，要比对机会及喜好事物的反应更快、更强烈、更难以克制。 这项我们称为“负面偏好”（negativity bias）的原则，充分显现于人类所有心理层面。在夫妻关系的互动中，一句批评的话或一个破坏性行为造成的伤害，起码要有5个善意或建设性的行为才能弥补过来。就金融交易及赌博而言，就算输赢的金额一样，赢钱的快乐总比不上输钱的痛苦。我们在评断一个人的人格时，常会估计一个人要救过25条人命，才抵得过杀害一条人命的罪过。准备三餐时，食物很容易遭到污染（只要蟑螂一根触角碰到就完了），要保持食物的洁净却很困难。因此，心理学家一再发现，人类的心理对坏事的反应要比对好事的反应更快、更强烈、更持久。人类的心理就是会主动去搜寻并回应威胁、侵犯及挫败，所以我们没办法强迫自己从好的角度看事情。正如富兰克林所言：“一点点病痛，我们就感觉得到，而健康得活蹦乱跳，我们却毫无知觉。”
另一项动物界的设计原理：相反的系统彼此会互相对抗，以达到某一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可以调整。移动手臂时，会有一组肌肉向外伸展，另一组肌肉往内收缩，这两组肌肉一直处于轻微紧绷的状态，准备随时做出各种动作。我们的心跳及呼吸受自主神经系统的控制，自主神经系统由两组辅助系统组成，这两组辅助系统以相反方向推挤器官: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随时做出搏斗或惊逃的反应，副交感神经系统则会让人冷静下来。这两组辅助系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但反应的速度不同。 我们的行为受两个相反的动机系统（motivational systems）控制：一个是趋近系统（approach system），这个系统会引发正面的情绪反应，让人想接近特定事物；另一个则是逃避系统（withdrawal system），这个系统会引发消极的情绪反应，让人想撤离或避开特定事物。这两个系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不断监控四周环境，而且这两个系统会在同一时间产生相反动机（我们有矛盾的感觉时，便处于这种状态），但最后的平衡点则会决定你接下来的行为。（“喜欢计量表”就是用来描述我们内心求取平衡的一种比喻，以及其时时刻刻发生微妙变动的特性的。）这个平衡点可以瞬间改变：出于好奇，你跑到事故现场一探究竟，但一看到血（在这种情况下你早该会预料到），马上就怕得转身走开。你想跟陌生人攀谈，但一接近对方，整个人却突然僵住。逃避系统能快速启动，接管速度较慢（反应较弱）的趋近系统。
逃避系统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强烈，原因之一就是对于所有进入脑中的信息，逃避系统第一个得到情报。所有来自眼睛及耳朵的神经冲动第一个抵达的部位是丘脑，丘脑是大脑的中央交换系统，神经冲动从丘脑传送到大脑皮层不同器官的处理区，然后信息再由这些处理区转接到额叶，信息便在此与其他更高级的心理处理以及源源不绝的意识流结合起来。如果整个信息传达到最后，你发现眼前出现一条嘶嘶作声的蛇，你可以做出赶快逃跑的决定，然后命令大腿开始移动。但是因为神经冲动的移动速度大约只有30米/秒，所以这么长的传达路径，再加上做决定的时间，往往得花上一到两秒的时间。这时，如果有条神经捷径就很有帮助了，而杏仁核便是那条神经捷径。杏仁核位于丘脑下方，上端插入流经丘脑的未处理信息流，而且杏仁核专门处理以往跟危险有关的信息。此外，杏仁核还直接联结脑干中启动“战斗逃跑反应”的部位，所以一旦杏仁核发现符合先前经历过的“恐惧”情况的信息（例如嘶嘶声），它就会命令身体启动红色警戒。
最后一项关于杏仁核的重点：杏仁核不只往下连接脑干，启动与危险有关的反应，还向上连接额叶皮质，改变我们的思考。它会把整个大脑改成撤退导向，我们的情绪及想法两者之间是条双向通路：想法会产生情绪（回想自己所说过的蠢话），情绪也会产生想法，而情绪主要是通过“心理过滤器”来处理后续信息。一丝恐惧感会让你对其他威胁更为警觉；你是通过一个把模糊事件解读为潜在危险的过滤器来看这个世界的。如果有人冒犯你，把你惹火了，那么在你眼中，那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带有污辱及侵犯你的意味。哀伤会蒙蔽你的心，让你再也感受不到快乐和机会。有位罹患抑郁症的知名人士曾说过：“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多么令人疲累、陈腐、沉闷且无益！”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也用自己的话道出与奥勒留相同的喟叹：“事情没有好坏，一切都是人的想法在作祟。”哈姆雷特说的没错，但他还可以加上一句：是他的消极情绪让他自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件好事。
贝克创造出了认知疗法，该疗法是医治沮丧、焦虑等心理问题最有效的疗法之一。 我在前一章曾提到过，我们之所以说理，为的不是找出真理，而是想找到理由来支持我们直觉所认定的想法（即大象所认定的想法）。沮丧的人心里有三种认知，即“我这个人很糟糕”，“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我的未来毫无希望”。沮丧忧郁的人脑中的自动化思考，常充斥种种毫无建设性的灰色念头，尤其在事情出错时，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鉴于这类病人都有这种类似的思考扭曲的毛病，贝克还为这些毛病命名。例如，有个原本就沮丧忧郁的爸爸，有一回他在旁边看着他女儿的时候，女儿不小心跌倒撞到头，于是他马上这么怪罪自己：“我这个爸爸真糟糕”（贝克称这种想法为“个性化”，指一种将外在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个人身上，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轻微的意外）；“为什么我老是这么不小心，让孩子受伤”（这是“过度概括”，而且思考时常用二分法——总是／从不）；“现在我女儿脑部受伤了”（这是“夸大”）；“所有人一定恨死我了”（这是“主观推断”，或是没有证据便骤下结论）。 沮丧忧郁的人思考时会扭曲事实，进而产生消极情绪，而消极情绪又让扭曲的思考更为严重，于是在恶性循环之下，永无宁日。贝克让我们了解到，只要改变想法，就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认知疗法最重要的，就是训练病人掌握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指出扭曲之处，之后找出替代方案及更正确的思考方式。几个星期后，病人的思考会越来越贴近真实，打破了思考扭曲的恶性循环，使病人的焦虑、沮丧跟着消融大半。 认知疗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教导骑象人如何训练大象，而不是直接跟大象说理，把大象打败。治疗的第一天，骑象人还不知道是大象在控制它，是大象的恐惧在左右骑象人的想法。时间一久，病人逐渐学会几种心理技巧：质疑原本自动化思考的过程，当理不出头绪时会出门买份报纸，让头脑清醒一下，而不是整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这些可当做家庭作业，每天都要做（每天练习，大象学得最快；一个礼拜跟心理治疗师见一次面是不够的）。每次的再诠释，每一个小小练习的完成，病人都会觉得自己受到奖励，内心就会感到一点点放松或一点点快乐，而这一点点快乐就像给大象一个香蕉，奖励它有好的表现。你想在拔河中赢一头气得半死或害怕惊慌的大象？门儿都没有，只有一点一滴地改变自己自动化的思考过程，才能在过程中改变自己的情感风格。很多心理治疗师其实是把认知疗法跟行为主义所主张的技巧结合起来，创造出现今我们所称的“认知行为疗法”。
如果有位女士一直因自己过度敏感的个性整日郁郁寡欢，压抑自我，她虽然接受过心理治疗，但效果非常有限。如果真的如此，她为什么还要忠于一个自己已不想要的自我？她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自己在服用帕罗西汀后，原本既有的情感风格变了，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样的个性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一个不再忧心忡忡,觉得世界处处充满希望而非威胁的人。帕罗西汀改变我内心趋近系统及逃避系统间的平衡点，要不是因为帕罗西汀有副作用，我一定会持续服用到现在。 因此，我不禁要质疑以下论调：精神病医生过度滥用百忧解以及其他类似的抗抑郁症药物。天生乐观派的人可以轻松地到处宣扬辛勤努力有多么重要，靠服用化学药物改善病症是违反自然等，但是有些人本身并没有犯错，却天生就是消极情感风格的人，难道不能靠百忧解来平衡一下天生不公平的皮质错误吗？认为身体是圣殿的人，当然会认为心理美容精神药物学是一种亵渎。当精神病医生不再把病人当人来医，而是当做一台引擎来听，看看是哪个旋钮松了要调整时，其中有些精神治疗的真谛就已荡然无存。
我们之所以喜欢把丑闻当娱乐，是因为丑闻会让我们心生轻视别人之感，这种道德情绪也会让我们产生道德优越感。最棒的是，大家可以一起轻视别人。一般人说东道西，最常说的就是谁做了不道德的事，这也是电台谈话类节目最主要的谈话主题，这种闲聊可以让大家一起表态确认彼此的道德立场。如果你告诉友人一个挖苦人的可笑事件，说完后两人都摇头不以为然地嬉笑一番，当下，两人的默契就产生了。
有关“特定动机思考推理”的研究指出，出于特定动机做出结论的人，其思考推理比库恩及帕金斯的研究对象更有偏差，但其内心的思考机制是一样的：一面倒地只想找寻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社会智能测验考不好的人，会想尽各种理由来怀疑该测验的效度；看过不利于自己坏习惯的研究报告者——例如喝咖啡对健康不好，则会非常努力找出这个研究的缺失，而不喝咖啡的人是注意不到这些缺失的。不同的研究一再显示：人会先设定自己的认知，再去寻找支持自己偏好的想法及行为的理由。因为我们这种思考模式常常无往不利，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自己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的假象。我们总是自认为自己的立场理性客观，绝对没问题。
希斯赞特米哈伊最重要的发现是，很多人认为有一种状态比做爱之后吃巧克力还要令人沉醉，那就是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一份极具挑战性、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境界之内”（being in the zone），希斯赞特米哈伊称这种状态为“心流体验”（flow）。一旦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只需跟着感觉走就对了。
心流体验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能让你全心投入的挑战，你也具备面对这项挑战的实力；在进行活动的过程中，每进一步，你马上就得到回馈（进展原则），每一回合的交涉攻防，每唱对一个音，每画对一笔画，都会让你心中闪现一阵又一阵的积极感受。在“心流”的状态中，象与骑象人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时，大部分都是象（自动化过程）处于主导，一路顺畅地向前奔跑，而骑象人（有意识的思想）则完全沉浸其中，搜寻问题与机会，协助象顺利运作。
哲学家们之所以对感官享乐普遍秉持戒慎警惕的态度，原因之一是因为感官享乐的效益并不持久，感官享乐当下感觉很强烈，但是很快就会消退，而当事人事后则不会因而多长智慧或变得更强。更糟的是，感官享乐会引诱人沉溺其中，让人远离对自己更有益的活动。满足感就不同了，满足感会不断鞭策我们，挑战我们的极限，逼迫我们使尽全力发挥潜能。我们通常是在完成、学会某事物后，心中会感受到一份满足感。一旦进入“心流”的状态，再难的工作都会变得像不费吹灰之力般轻松。
鲍比的理论跟弗洛伊德及安娜的理论相抵触，鲍比的理论表明，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健康成长、独立自主，那么你应该去拥抱、去搂、去哄、去爱他们。只要给他们一个安全堡垒，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索、征服这个世界。爱能克服恐惧，《圣经·新约》里有一段话描述得很好：“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驱除惧怕。”
我相信世上有真爱，但它不是永远不熄的激情。真爱，是两人之间坚定共许的强烈友爱，辅以一些激情，这是一种能支撑起坚实婚姻的爱情。
银元时代生活史
从前中国外交政策，孟心史说过： 清代以来，外交方面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轻外时期”，对自己国家自尊自大，对外国人一切估计得很低，外国人来朝，都要向皇帝叩头，英国大员来朝，声明朝见之时绝不叩头，但是自有许多官员及太监等，硬手硬脚地要他们叩了头为止，这是说明中国高高在上，万国的使臣来朝，都要屈膝叩头，否则，即是对堂堂的中国大不敬。第二个时期叫做“惧外时期”，中国受了各国的炮舰政策的威胁，屡战屡北，自信心消失，对外国人怕到不成体统，什么不平等条约都会签下来。第三个时期叫做“畏外时期”，从前中国的官员，都抱定一个宗旨，“千里做官只为财”，由小官升到大官，一层层地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而对人民百般压榨，勒索钱财，有办法的能捞到一笔大财，就算是干才，在上的眼开眼闭，只求逢时逢节，或是逢寿辰，能受到一份丰富的礼物。县官要孝敬府道，府道要孝敬京官和巡按，如西太后做寿，全体文武百官都有名贵礼物呈贡，他们只怕一件事，就是最怕和外国人交涉，逢到华洋纠葛，就不敢问谁是谁非，总认为外国人是对的，因为事情一闹大了，革职有份，至于丧失主权，在所不问，这是“畏外时期”的外交上的一般情况。第四个时期叫做“媚外时期”，举凡上下官员以及一般人民，都认外国人的事，样样是对的，连月亮都是外国的圆，这一个时期维持了三四十年。
